两个知青刚拴好马，邮递员就到了，他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，马蹄扬起的灰尘在阳光下飞舞。黄小东，你的挂号信！邮递员弯腰递给小东一封家信，随后扬鞭而去。
黄小东立在蒙古包前就打开了信，吴老太用三分之二的胃换来的证明信露了出来。她钻进蒙古包，盘腿坐在毡毯上，把信细读了一遍，乘着别的女知青还没有回来，小方也钻进蒙古包。
他帮黄小东烧了一壶热茶，晾出一碗，送到黄小东面前，喝茶暖暖身子吧，小方说。在家从不干家务的小方，来内蒙后成了做饭烧茶的好手，还学会了伺候黄小东。看见那张洁白的证明信，一种不祥的预兆浮上小方的心头。
小东一口气喝光了一杯茶，目光望向小方，她说，我要回北京了，你说，我走不走？
当然得走！小方毫不犹豫地说，这让小东有一点儿遗憾。
小东说，你舍得我走？
留在这儿，只能都完蛋。小方说。
小东的心中，又涌起一丝淡淡的失落。
多年来，黄小东享受着男知青们众星捧月的荣耀，享受着小方无所不在的温情，她习惯了这些，觉得自己生来就是要让人依赖和崇拜的。本来她希望小方痛哭流涕求她留下的，可小方却一个“留”字也没说。
小东说，那我就先回北京，咱们的事儿只能从长计较。
不用担心，有书有马有肉，我就能活下来。小方说。
两人都沉默了。他们并肩坐在毯子上，各自想着心事。
小东明白，小方说得对，她应该毫不犹豫地回北京，相比两人之间的恋情，个人的前程要重要得多，她浪费的时间够多了。
小东想起，多年前的一天，她站在中学生朗诵比赛的讲台上，大声朗读自己的作文，题目是“我的理想”。她的理想，是当一个伟大的文学家，让自己的文字穿越世人的心灵，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。那次朗诵，她得了市里中学生朗诵优秀奖，从此成为一颗明星，当了学生会会长。她年年都是三好生，直到高二那年，一场运动让她所有理想化为泡沫，只得服从分配来到内蒙插队。
临下乡前，她去看已经靠边站的班主任，那位挖掘出她文学才能的女老师说，小东，你是块金子，早晚都会发光。
插队八年后，命运有了转机。
解放后，老黄夫妻二人双双来到北京。老黄进了华夏日报当编辑，秀珍进了市妇联当秘书。夫妻都成了国家公职人员，职业前景却并不怎么顺当，因为他们的地主出身。秀珍对老黄说，咱们只有入了组织，才能有前程。秀珍身体力行，踊跃参加入党积极份子大会，认真向组织汇报思想，每年都要毕恭毕敬向组织交上一份入党申请书。
组织上对秀珍也很重用。作为几任妇联主席的秘书，秀珍从起草领导发言稿到为领导找保姆，都完成得十分出色。那手漂亮的钢笔字，更让人赞叹不已。秀珍成了机关人人夸赞的老黄牛，可她的“组织问题”，却迟迟得不到解决。
妇联表面是个民间组织，其实是一级政府。作为市机关，既要安置等待提拔的女干部，也要安置跟随老公进京的官太太。机关中的局级一抓一把，处级就更多如芝麻粒，连财会主管都是个处长。
如此多的机会，几十年却统统与吴秀珍失之交臂。除了出身之外，主要原因，是机关的人事之争。秀珍是老领导眼前的红人，新领导就难免不买账，因此领导换了几届，秀珍作为机关最老的秘书，上升之路却一次次地中断。秀珍重新站队了几次，大好年华也就哗哗流过去了。
既然秀珍如此忠心耿耿，第一任书记为何不发展加她入组织？这是就谁也不明白了。厅局级干部中，从秘书中成长起来的比比皆是，哪怕是司机呢，提拔也只是领导一句话的事儿。有时人心的秘密，是心理学家也解释不了的。
为弥补职业生涯的缺陷，秀珍就极力经营人缘。有同事生病，她第一个买了水果点心去探望，谁有了什么事，她总尽力伸出援助之手，就是家里包了饺子，也得给单身司机送一碗。机关上下提起老吴，扫地的阿姨、食堂的大师傅都竖起大拇指。
老黄是报社农村版的记者。多少年来，都是每天一早骑车几十里下乡采访，夜里在家赶稿子，第二天早上去交了稿，又骑车出发了。早年，那些呕心沥血写出的稿子，还从来不属他的名字。人人说老黄是单位的拼命三郎，可老黄的申请书写了一大摞，组织上却总是说，要再考验考验。这一考验，就是几十年。
地主出身，美国亲戚，当过通司，都是他前进路上的障碍。在文革中，他被当成有美国特务嫌疑关了牛棚，接着就是下放劳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