闵元启扭头看了看那人，微微摇头，并未出声。
流寇还要顾忌官兵追剿，或者是如李自成那样心怀大志的首领，后来逐渐整顿军纪，不仅不杀人抢掠，还会开仓放赈，自然不可能放纵兵马横行霸道，欺凌百姓。
当然农民军的军纪，也不可能如想象中的那般秋毫无犯，农民军的战力也不是文人想象的那样是进京兵军纪败坏才导致战败，事实并非如此。
但官兵的军纪就比流寇普遍还坏了。不管是哪个将领都是一样，特别是崇祯中期之后，官兵的军纪开始普遍败坏。
一则是崇祯的帝王术实在烂到无以复加，比如清军第一次破关而入，崇祯一口气砍了几十颗脑袋，很多人死的相当冤枉，但崇祯性子一上来，杀人如割草，根本毫无故忌。
皇帝杀人无顾忌，首辅，本兵，总督，巡抚……上到内阁首辅，下到巡抚巡按，州县文官就更不算什么的。文官的尊严体面，还有稳固的政治生态，皇帝都是丝毫不做考虑。
后人考据崇祯年间的失误，有时候简单的推到东林党或某个党身上，这毫无道理，因为在崇祯年间，没有一个文官能形成一家独大，掌握朝堂权柄的地步，也没有哪一个首辅阁老能够形成稳固的权力链条。大明的内阁并不是法理上的政事堂，阁老也不是宰相，阁老们的权力来自于对六部尚书和地方督抚的私人关系，能掌握六部和大量的地方督抚州县，任用私人，阁老才能使用自己的权力，用这样曲折的方式，真正的推行施政，而不是光凭票拟权来做大秘的事。
有明一朝，哪怕张居正能威胁到皇权，训斥万历天子如学生，但他仍然不是真宰相。
崇祯杀人，杀的却是文官为主，对武将则多般隐忍。多少坏事的武将，比如左良玉这样的，多次在战场败逃，多次不遵军令，在万历，天启年间有多少脑袋都被砍了，但在崇祯手里却是平安无事。
崇祯一直是实用主力，督抚都是读书人，杀了有更多，无所谓。武将却是带兵的人，杀了怕挑不到合适的继任人，更关键的就是害怕其部伍哗变。
越是怕，武将却越嚣张跋扈，法度败坏。
这样便是一种恶性循环，明末武将军纪之坏，官兵对地方的破败之重，真是令人瞠目结舌，官兵所过之处，破坏比流寇要严重的多了。
这也是闵元金和梁世发，杨志晋，高存诚等人被闵元启言语打动的原因所在。
一旦官兵和流寇在大河卫打起来对地方的破坏就太严重了，如果没有自保之力下场会相当凄惨，没有人愿意叫自己的家乡亲人落到那种地步。
亲族在身后，哪怕是萤火之光，也是要试一试与皓月争辉。
另外一条原因，便是朝廷虽然加派三饷，但加饷的银子被层层盘剥，结果军队欠饷厉害，这是痼疾，从嘉靖到万历再到崇祯，军队哗变闹饷越来越严重。将领就算领了军饷，也是大半落在自己口袋，小半养家丁精锐，落在营兵头上的几乎为零。
皇帝不差饿兵，军队无饷当然只能靠抢掠来养活自己，这种情形到了崇祯末期已经越来越严重了。
现在大半人的认识就是，官兵的军纪之坏，破坏之重，远在流寇之上，适才的人说的话，实在是太幼稚了。
可能是江北到江南这里，并没有流寇和官兵打过拉锯战，不是大战的战场，安逸惯了的原故吧。
数十骑兵的威势和破坏力就相当惊人，不到一刻钟功夫，几里长的街道就被肃清了。
骑兵往更远处去，又是一通混乱。
可想而知这些骑兵从城门处进来，造成的混乱和破坏有多大。
但这还并不算完，更多的骑兵涌了进来，足有过千之数。
战马的铁蹄在青石板路上划出道道火星，答答的声响象是鼓点声不停的敲打着，听到的人无不感觉心烦意乱。